从历史沿革体验句容和南京的关系

二、从历史文化看相互关系

放牛山旧石器地点的发现，证明30万年前句容人和南京人是同一个祖先。1999年5月，句容市博物馆在春城发现旧石器地点，所在的地名叫放牛山，是一座黄土山丘，位于春城史村之南，春城至宝埝公路的南侧，距句容市区大约15公里。该山丘顶部海拔为25米，相对高度为15米；第四纪堆积物的厚度超过8米。
    经有关部门批准，1999年11-12月，由南京博物院、镇江市博物馆、句容市博物馆等单位组成考古发掘队伍，由南京博物院房迎三研究员领队，对放牛山旧石器所在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的标本23件（其中石制品16件），采集品27件，共50件。石制品的种类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石球、石镐、薄刃斧等；它显示了古人类在该地曾有过制造石器等活动的迹象。
根据沉积物的性质初步观察，放牛山地点含旧石器的堆积物为原生堆积，石器地点的性质为古人类临时性停留地。通过区域地质和气候地层的对比，专家们初步推断，放牛山第6-9层出土的石制品是旧石器早期时代的产物，绝对年代可能大于距今30万年；第2层出土的石制品稍晚，绝对年代大约距今10万年左右。
20世纪70年代，江苏境内曾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和旧石器地点。1993年在南京汤山发现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在世界上引起轰动；但与南京猿人同时代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在此之前没有发现。此次发掘表明，放牛山是苏南地区最早的旧石器地点。它的发现和发掘，填补了江苏旧石器时代早期只有古人类化石、缺少人类文化的空白，这也证明汤山猿人活动范围到达过句容春城。
宁镇地区最早的农业氏族定居地点在句容丁沙地。丁沙地，是句容市宝华镇的一个小自然村，位于宝华镇宝华山天龙山峰西北侧脚下，东至宝华镇政府所在地，南临312国道，西距汤龙公路约200米，北距东阳街约1000米。丁沙地遗址就位于村东北300米左右的一个黄土山丘，当地群众叫它“黄泥山”。
1989年3月，南京博物院采用普探和密探相结合的方法，对整个遗址5万平方米的面积进行了全面钻探，弄清了大灰沟的范围，并发现红烧土堆积34处，出土的腰沿釜和带鸡冠耳的夹砂红陶罐应是本遗址最早的遗存。由此可见，丁沙地遗址是宁镇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其文化内涵较为丰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丁沙地遗址是一处最早的、单一的、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可以初步判断，丁沙地遗址的绝对年代距今7000年至6500年左右。
从出土的釜、钵、球、镟、磨盘等石器和网坠、骨凿等实物以及猪、牛等兽骨来看，当时的经济生活已出现原始农业，饲养猪、牛等家畜，并辅以渔猎业等。可见，丁沙地是一个早期的定居农业氏族的聚落遗址，而大灰沟这种类似半坡、姜寨等仰韶文化聚落周围的围沟，在宁镇地区也属首次发现。
湖熟文化的发现，拉近了句容和南京的距离。1951年，句容葛村人钱立山在江宁湖熟镇发现了“湖熟文化”，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湖熟文化距今约3000-4000年，相当于黄河流域的商代文化时期，因为该文化现象在湖熟镇发现的，所以命名为“湖熟文化”，这种文化就是当时南京地区的代表文化。
上世纪60年代在句容赤山湖区发现了一个湖熟文化铜钺，现保存在镇江市博物馆，这是王权的象征，足以说明湖熟文化的中心地区在句容赤山湖。近20年来，南京博物院和镇江博物馆在句容发掘了城头山遗址、白蟒台遗址、大山边遗址、城上村遗址等湖熟文化遗址，考古发掘结果表明，在3000-4000年前，句容人和南京人在同样的湖熟文化背景下生活，互通有无。
因为湖熟文化的中心在句容赤山湖，秦淮河也源于句容，经赤山湖流入南京，有学者大胆推测，湖熟文化沿秦淮河传播到南京，将繁衍和文化深深根植在秦淮河两岸，可以说，湖熟文化人就是句容人和南京人共同的祖先。
秦淮河的主源头在句容。秦淮河，本名龙藏浦，汉时起称淮水，因旧传秦始皇“凿方山，断长垄”，始有秦淮河的名称。秦淮河是南京的"母亲河"。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筑城于秦淮河畔，自此两岸逐渐繁荣昌盛，孕育了灿烂的秦淮文化。古往今来，碧波荡漾、桨声灯影的秦淮盛景名扬天下，令无数游人神往。古秦淮河千年来，流经南京、江宁、句容、溧水一市三县，一直太平无事，九十年代以来，关于秦淮之源的争论一直不休。江宁区在方山之巅树“秦淮之源”碑，后遭到溧水县的反驳，在《金陵晚报》上发表“秦淮之源在东庐”的文章，挑起了“源头之战”。那秦淮之源到底在哪里呢？句容方面沉没了很久，听不见回应，似乎给人一种错觉：秦淮之源不在江宁，就在溧水。其实，历史上记载的很清楚，秦淮主源在句容宝华山，溧水东庐山是次源。
《二十五史》上有载：句容，府东，南有茅山，北有华山，秦淮水源于此。溧水府东，东南有东庐山，秦淮水别源出焉。笔者认真研读了《江宁县志》，上面的记载是客观公正的，秦淮河是有两个源头，东源句容河出自句容县城北30公里的宝华山，汇集赤山湖水后，进入江宁湖熟镇，到龙都西北村与南源汇合。南源溧水河来自溧水县东南10公里的东庐山，经溧水县城和江宁铜山、禄口、秣陵、龙都，流到西北村附近。两源在西北村汇合后，再绕方山的西南两面，转西北，流经殷巷、东山、岔路、上坊等乡镇，向北流入南京秦淮河，入江。
《 乾隆句容县志》上载，秦淮源在华山（宝华山）北，自戒公池--涧北下汇天井、杨柳二泉，为秦淮之源。有诗云：雨雪空山生冷泉，秦淮源发溜涓涓，乱穿石隙浮红叶，曲绕松根泻碧烟，烧药香前澄明月下，试茶风细白云边，闲猿野鹿饮难尽，汇向青溪载管弦。天井、扬柳二泉虽涓涓细流、滴滴之泉，乃秦淮河最远的发育处。从这里发育的秦淮河水，全长100多公里，总流域面积达成2631平方公里，主要支流有16条，流经句容、溧水、江宁、南京等地，灌溉面积达130万亩左右，据《江宁县志》载，句容河占全流域面积的48%，溧水河占全流域面积的26%。地质考古学家也证实，远在7千年前，就有了秦淮河自然河流的雏形，涓涓细流却孕育了句容河两岸丰富的原始文化，远在石器时代，流域就有人类流动，沿句容河已发现原始村落遗址近30处，已通过考古发掘，得到证实的有著名的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存--丁沙地遗址，湖熟文化遗存—城头山遗址、白蟒台遗址。
从山形水系上讲也是如此句。容地处宁镇山脉中段与茅山丘陵的交汇地区，南北环山，中部陇岗起伏，间以冲谷平原，西部低洼，东部向西南倾斜，是秦淮东支、太湖西支与沿江三个水系的分水岭。其中沿江水系只占11.8%，太湖水系只占19.3%，向西的秦淮水系占68.9%。
宝华山、大华山、九华山南部的山水经黄梅河、汤水河流入秦淮河；大华山东部、空青山、武岐山、凉帽山等的山水经普渡桥地区直往解巷河经大卓庙、下荫坝、房家坝，通过句容河（原名秦淮河，后把句容境内的部分改为句容河）流入秦淮河；东南方的茅山山水由茅山河流入赤山湖；方山、磨盘山、老人山、大王山、马山、丫髻山、瓦屋山的山水由浦溪河、李塔河、天王河流入赤山湖。赤山湖囤留的水再通过赤山闸流入秦淮河，这一水系因流入秦淮河，故为秦淮水系。
秦淮之源天井泉、杨柳泉位于宝华山北麓，二泉之水因受蟠龙山等山所隔，无法入江，只好南流，汇空青山、武岐山、葛山、老虎山、大华山等诸山之水，形成句容河，围绕句容城向西。这以下地区是句容的低洼处，海拔在10米以下，乃天然的洪水走廊。句容河之东部乃是东昌、陈武、行香、春城等乡的低山、丘陵或岗地，海拔至少在10米到200米之间，所以句容河水顺势而西下，成为秦淮水系重要的成员，实在是不容置疑的。
句容人民对秦淮河的贡献更是如此。自古水往地处流，句容地处宁镇山脉，东、南、北高山起伏，三面环绕，而西南圩区，地势低洼，一旦山洪爆发，均向该地区冲去，形成了一个囤水滩，即现在的赤山湖。早在吴赤乌三年（240年），吴大帝孙权实在无法容忍自己的都城总被淮水淹侵，只好派了成千上万的壮汉来句容，将赤山下的沼泽地凿成赤山湖，以在旱时灌溉，涝时屯水。赤山湖起着屯水滞洪的作用，减轻了下游南京的洪涝灾害
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山洪爆发，句容圩区首遭其害，泄洪地带江宁地区是首当其冲，为此，国民政府为了金陵的安全，排除水患，曾在赤山湖建赤山坝用以控制洪水。看来，句容河水的多寡，直接关系到秦淮流域的涝与旱，说明句容河之水是秦淮河最为重要的水源。
解放后，句容人民既要为句容丘陵山区防旱、抗旱，开塘筑坝，依山建库，蓄水灌溉，又要为南京、江宁下游地区滞洪、抗洪承担重任，1991年我省遭到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句容山洪爆发，势不可挡，如果把赤山闸打开，山洪滚滚西下，句容就不会受到洪水的严重威胁。但勤劳朴实的句容人民考虑大局为重，舍车保帅，作出了自我牺牲，南部圩区一片汪洋，还是牢牢地把住赤山闸。赤山闸真如一把金锁缚住了蛟龙，把洪水控制在句容境内，没让秦淮汹涌澎湃，保护了南京免受水害。
据水利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南京地区出现过五六次洪涝灾害，在每次重灾之年，句容人民为减轻秦淮河地区的灾情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是有目共睹的，正是句容扛住了千斤顶，下游的江宁地区才保得平安。句容和南京是一奶同胞、一衣带水，感情是深厚的，不是区域划分可以隔断的，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母亲河—秦淮河。
破岗渎一度成为六朝时期南京的生命通道。在句容县城东南二十二里，春城乡城盖村南、粮站北的岗坡切岭，是历史上的破冈渎遗址。该渎为六朝时开凿，是当时联系京都建邺（今南京市）与太湖流域的重要航道，对于建邺城市的发展曾起到重要的作用。
唐许嵩所著《建康实录》卷二记载：吴赤乌八年（公元245年）八月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3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今丹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冈渎。上下一十四埭，通会市，作邸阁，仍于方山南截淮立埭，号曰方山埭，今在县（江宁县治）东南七十里，案其渎在句容东南二十五里，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宁界，初东郡船不得行京行江也，晋、宋、齐因之。
根据史迹查考，破冈渎东经城盖、吕坊寺、南唐庄入丹徒境之宝堰镇，为上七埭，接通济河、简渎河，经延陵镇直达丹阳县城南入南运河；西经鼍龙庙、毕墟、何庄庙、小其、淤乡等村为下七埭，顺二圣桥水入赤山湖，经湖西柏冈埭接秦淮河，又经方山埭北抵南京市入于长江。
六朝时开凿破冈渎，是出于漕运的需要。六朝都于建邺（南京），而以太湖流域与钱塘江下游最为富庶，建邺城市供给主要取自这一地区。南朝齐萧子良曾言：“三吴内地，国之吴辅，百度所资，罕不自出。”在破冈渎未开凿之前，太湖地区漕运皆由江南运河北上达于京口（镇江市），然后复逆长江而上至于建邺。但此道不仅航程迂远，且曲阿、京口河段浅狭，航行不便，全赖堰埭蓄水济运，同时长江又东近海口，江面辽阔，舟行其间，时遇风险。史载：梁太清二年（548年）邵陵王纶率军自钟离（安徽凤阳县东北）南下讨侯景于建康，济江，中流风起，人马溺死者十一二。破冈渎开凿后，供应建康城物资从这里漕运，既缩短了太湖地区漕舟至建康的路程，又避免了长江之风险。
据《金陵记》载：“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户。”假设平均每户四五口人计算，已达百万人以上，所消费粮食每日达百万余斤，由此可见此渎漕运量是巨大的。但是由于破冈渎所在地势高昂，水量较小，漕运也是有很多困难的，历史上的一些记载也说明了其渎虽有塘埭设置，所蓄水量有限，舟行其间，不得并行。如《南齐书•王敬则传》就载有萧子良语：称台使行经破冈渎，因“破冈水逆，商旅半行，逼令到下，先过己船。”
破冈渎的通航全靠塘埭以为节制，调节水位，如塘埭决坏，其渎立涸，漕舟不通，所以其渎在军事上也有重要的地位。《宋书•孔觊传》传载，泰始二年（466年），其自会稽（绍兴市）兴兵西上，至晋陵九里（常州九里镇），张永与巴陵王休，奉命东讨，屯驻延陵，“诸将咸劝退保破冈，其日大寒，风雪甚猛，塘埭决坏，众无固心”。而《宋书•二凶传》则称，元嘉三十年（453年），刘勋既据建康，“遣人焚烧都水西装及左尚方，决柏冈、方山埭，以拒东军。”
至隋灭陈，由于全国重新统一，建康不再作为都城，破冈渎的漕运作用随之丧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直到唐代前期其水尚未断流。所以唐武德七年（624年）辅公祐为唐军所败，自江宁东走，仍取道句容至常州。而颜真卿《送刘太冲序》又称“江月弦魄，秦淮顶潮，君行句溪，正及春水”。因此可以推断，破冈渎完全淤塞可能在唐代晚期。
梁武帝之子萧绩归葬句容石狮沟。在句容城西华阳镇石狮沟村旁，雄踞一对庞大的石兽，人们习惯地称它为石狮，在它的后方有一对石柱，这里就是南梁康简王萧绩墓石刻。
萧绩，为梁武帝萧衍的第四子，天监八年（509年）受封为南康郡王，先后都督南徐州、南北兖州、江州等地军事，并四次领石头城军事。因其“寡玩好，少嗜欲，居无仆妾，躬事约俭”，死后谥“简”，故又称南康简王。萧绩卒于梁大通三年（529年），神道石刻当在此后立。
墓前石刻有辟邪一对，一雌一雄，东西相向而立，相距16.8米。东辟邪为雌性，身长3.85米，高3.40米，颈高1.40米，体围4.20米；西辟邪为雄性，身长3.75米，高3.33米，颈高1.45米，体围4.28米。两辟邪翘首昂视，巨口开张，呈方形，上下唇边各露出两颗牙齿，口中长舌垂至胸际。圆鼻突兀，鼻孔撑张，双眼环睁，威武有神，颈短而阔，头顶至脊背和前胸都有圆形的凹沟。胸脯前挺圆鼓，两边自上而下刻有旋卷的毛纹，斜向外侧，纷披翻卷，线条轻盈流畅。身有双翼，翼上刻有鱼鳞纹，鳞片朗朗，雕刻粗壮有力。鳞纹后面衬以鸟翅纹，翅上刻四道线条，顺着羽翅往上翘，流畅伸展。四肢硕大粗壮，雄兽左足向前，雌兽右足向前，足分五爪，形状似狮，骨节历历分明，长尾下垂抵基座。雕刻刀法纯熟，线条流畅优美，集中体现了梁代雕刻艺术的卓越成就。
辟邪以北21米处有两根东西对称的神道石柱，石柱有柱首、柱身、柱础三部分组成。上部为柱首，柱首罩一小盘形圆盖，比柱身略大，成仰覆莲花座，圆盖上立着一只小辟邪，前肢腾越，昂首望天，张口似吼状，形象极为生动。东石柱完好无损，西石柱上的小辟邪遭雷击破损。中部是柱身，圆形，上细下粗，中间柱围2.81米，自上部到神道刻文间，雕刻突起的瓜棱形直纹与绳辫。柱的正面为一块刻文方石，刻有正书楷体“梁故侍中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康简王之神道”，分三行，每行七字，字径约两寸余；两柱的碑文相同，皆由外向内起读，取其对称。紧接在神道刻文之下的，是一较小的方石，有人称它为“介彻”，正中雕饰一兽面纹。“介彻”下面又围以绳辫，绳辫下边刻双龙交首纹。再往下就是瓜棱纹，纹数二十四道。下部为柱础，柱础上层浮雕蟠螭纹，口中含珠，聚首于柱础前端，尾部相交；下层为柱的方石基座，部分埋于地下。整个石柱形制别致，典雅优美。
解放前，石刻一直淹在水稻田中，部分埋入土中，辟邪、石柱逐年风化残损。1956年对石刻进行了整修加固。1983年重做基础，按原样安装修复，征地3.13亩，在四周修建排水沟渠，对石兽的基础进行了拓宽、加固、扶整等工程；在东侧建房45平方米，供管理人员使用，并与聘用的管理人员签定了保护合同。1990年建石质标志牌，植冬青树墙，修筑了排水沟。1993年由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所技术人员对石刻修理清洗，注环氧树脂，作防风化处理。1982年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纳入丹阳南朝陵墓石刻。
此组石刻的南方低平坦荡，两石兽雄踞昂望南面二十里外葱笼起伏的赤山和长流不息的秦淮河水。石柱背后紧依池塘，与二十里外的巍峨的胄山遥相呼应。这是一处地面开阔、山青水秀的风水宝地。日月流逝，岁月沧桑，萧绩墓已难以寻找，而这组石刻还巍然屹立，雄踞于平川之上，昂首于天地之间。
一代书杰颜真卿归葬行香虎耳山。颜真卿,字清臣,世居琅琊临沂,因五代祖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自丹阳郡迁居京兆万年,故为京兆万年人。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中进士由郎官而至节度使、尚书，进爵鲁郡开国公。他在政治上坚决维护中央集权和全中国的统一，先后同分裂叛乱势力安禄山、李希烈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终以身殉。唐得宗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谋反，真卿为卢杞所妒，奉诏前往汝州劝谕，贞元元年被缢杀于蔡州（河南上蔡县西南），享年七十七岁。
《新唐书•颜真卿传》载：“淮、蔡平，子君、硕护丧还。”然而丧归何处，一直是个谜。《颜鲁公文集•颜鲁公行状》记载：“王师复振……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又使景臻等害于龙兴寺……淮西平，仙奇遣军将营送公神柩于京师，嗣子栎阳县尉君、次子秘书省正字硕迎丧至汝州襄城县，乃葬，攀号屡绝毁裂，过不自胜，以其年十一月三日附葬万年县风栖原之先茔。”也就是说，贞元元年（785年）真卿被害于蔡州龙兴寺，贞元二年三月，其子迎丧葬于汝州襄城县（陕西襄城县东南）十一月在万年县（西安）风栖原葬衣冠。据调查，如今上蔡县、襄城县、西安尚未发现颜真卿墓葬，祖籍临沂也没有发现。是历史记载有误，还是另有原因，却不得而知。那么句容为何又有颜真卿墓呢？
《乾隆句容县志》卷四载“唐颜尚书真卿墓在县治东来苏乡后颜村。颜坟庵在县治东三十里来苏乡，因唐颜鲁公葬衣冠，其地立僧庵墓傍，以守墓，中供常山、鲁公二像……”由此可知，句容有颜鲁公衣冠冢。宋代工部尚书王遂《颜鲁公祠记》也早有记载：“爱鲁公之为人而不得其像者，朋友刘汝进过虎耳山谒其墓而得之……知公虽死于蔡州……有诏子君、硕护丧归葬后颜，即虎耳山句容为邑……岁代流易，昭穆杂处，惟有石人、石柱、石板，墓地虽存，墓志无在。”（见《景定健康志》）也就是说南宋时，墓前还有石人、石柱、石板，然而墓志无在，进一步说明虎耳山不是颜真卿原葬之地，而是后来的衣冠冢所在。
虎耳山在句容市行香镇，这里尚存颜鲁公祠旧址。1995年，市博物馆在原祠后茅厕旁发现石碑一块，高133厘米，宽62厘米，厚18厘米，部分碑文尚可辨认，上有“奉府宪批据县民颜运锦、运鹏赴府呈称，身祖颜鲁公赐紫于唐，立祠设庵产载明县志……于东隅虎而山置产立祠自唐至今已千八年”等内容，落款为：道光十六年二月。此碑证实了颜鲁公祠建于唐代，至道光十六年已一千零八年了，应是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所建，其时，颜鲁公已遇害四十三年了。
乾元二年（759年）颜真卿任昇州（南京）刺史，在句容留下了诸多足迹，颜真卿书《茅山玄靖先生广陵李君碑铭》中对此有详细记载：他曾一度与句容茅山道士玄靖先生是师从关系，自称早年跟随玄靖先生“尝接采真之游，绪闻含一之德”，乾元二年还曾派使者送书往茅山，表白自己向慕道教玄微的诚恳；大历六年，罢刺临川，本想宅心山林，无奈王事不遑，身不由己，终未如愿，一直感到遗憾。或许，颜真卿生前就向子侄表达了这一夙愿，葬于虎耳山（南面正对茅山），了却其宅心山林的心愿。
《颜鲁公行状》载：“乾元元年三月封丹阳县开国子，一千户。”当时的丹阳县就是现在的丹阳市，和句容虎耳山相邻，同属昇州，句容当时只有三千户左右。说明颜真卿的食邑之地范围很大，就在虎耳山附近，势必有后人为他打理田产，安家落户，虎耳山有颜氏后裔也在情理之中。据真卿四十代孙颜伟修回忆，其祖父、父亲组织续修过《颜氏家谱》八大本，每年都到颜鲁公祠祭祖，直到1952年还对祠堂进行过屋面修补。
句容虎耳山发现颜真卿的衣冠冢，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唐文宗时已是唐晚期，朝中宦官当道，政治斗争日趋复杂，颜氏家族一直遭到冷落，终究不得重用。
黄天荡大战金兀术之地就在宝华和龙潭之间。句容宝华、下蜀镇便民河、大道河流域，古称老鹳河。宋代，这里是一片汪洋，黄水荡荡，芦苇茫茫，通称为黄天荡。宋代著名战役—韩世忠大战金兀术于黄天荡，就发生在这里。
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11月，北方金国大将金兀术率十万大军南侵，直抵建康城（今南京市）的长江北岸。南宋守城将领杜充指挥失措，只守建康城，不守长江天险。见金兵攻势猛烈，就率军队退守到蒋山（今钟山），后又退至东阳地区（今宝华镇和平村近邻，原属句容，今属栖霞区管辖）。尚未扎稳，继而又夜逃真州（今仪征市）。属其部下的岳飞、刘经等人则率领自己的队伍，在东阳地区驻扎数日后，向南方撤退，大约在1129年底，岳飞等人驻扎在茅山，准备凭借这里山形地势的有利条件阻击金兵南侵，以期早日收复建康。茅山道院至今还留有岳飞当年驻守茅山时，亲笔题写的“墨庄”二字。
因为杜充率先逃跑，建康城很快沦陷，金兵顺势直驱南下，一直犯至宁波、温州一带。宋高宗赵构更是一路仓惶东逃，最后从定海乘船入海，一直逃到温州一带的海上。金兵追赵构不到，害怕自己的战线拉得过长，不敢在浙东作长期停留，便带着从宁波、临安等城市劫掠来的大批财物，于1130年春北返。金兀术害怕江南军民在陆路上对其拦截，认为水路比较安全，就将财物装入木船，经嘉兴、苏州往北，准备从镇江渡过长江。
当金兀术的船队到了镇江江面时，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梁红玉夫妇率领的8000水军早已在那里等候。夜晚，金兀术率几员随从爬上江中金山，企图窥视韩世忠的水军阵营，被韩世忠发现，差点被韩世忠的伏兵活捉。第二天，双方在金山附近的江面展开激战，梁红玉站在船桅顶部吊斗中击鼓助威，韩世忠率领水师的海舰（大船）猛烈冲击金兵的小木船，金兵溃不成军，只好沿着长江南岸往西逃窜，退守到句容的黄天荡一带。“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的抗金故事，一直流传至今，在镇江地区早已是家喻户晓了。
金兀术的船队逃离金山往西，很快进入小汊河，继续西行，便进入了今天的高资一带，继而就到了句容所辖的桥头、下蜀、仓头、龙潭一线的水网区域。当年，这一带芦苇茫茫，黄水荡荡，河网密布，水天一色，当地老百姓称其为“黄天荡”。
金兵进入黄天荡，等于陷入了绝境，韩世忠率领的大船在江中以逸待劳，只派部分战舰追击，封锁了黄天荡入江口的水路，把十万金兵围困在口袋形的水荡内。金兵向西出不了黄天荡，就掉头向东，企图进入长江，北逃仪征，返回北方。金兀术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只有和韩世忠谈判，于是站在船头与韩世忠对话，许以金银财物，要韩世忠“相全”。韩世忠厉声严辞：“还我两宫，复我疆土，方可饶尔性命！”金兀术被吓得浑身颤抖，只好以词搪塞，退入后船，匆匆躲进黄天荡腹地。韩世忠的大船因黄天荡水浅、河道弯窄、汊河较多而无法进入，两军处于对峙状态。就在相持阶段，梁红玉率陆路军马弛援到龙潭附近，占据有利山头，阻击金兵从旱路逃走，同时，梁红玉在山头擂响战鼓，为丈夫和宋军助威。至今，在龙潭南侧乔龙山公园内的山头上还有梁红玉擂鼓台遗址，可见这段历史是真实存在的。
金兀术如陷泥潭，正在进退无路之时，有奸细指点：用刀枪拓宽小河渠，可通往大江。金兀术来不及细想，立即动用数万金兵，挥动明晃晃的刀枪，昼夜不停地在已经淤塞的老鹳河故道上轮番挖掘，终于挖出了一条30里长的水道，直通长江，仓惶向建康逃去。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建康城外的牛头山，遭到早已埋伏在此的岳飞率领的300余名骑兵和千余“岳家军”的袭击，金兵死伤惨重，岳飞一举收复了建康。金兀术所部在建康遭到重创，不敢停留，于1130年四月火烧了建康城的一角后，引兵复入黄天荡，企图从这里渡江北撤。
韩世忠率领8000水军与金兀术的10万大军，在黄天荡激战48天，韩世忠每每亲临前敌与金兵激战，夫人梁红玉登台为将士们击鼓助威。宋军船大势优对金军小船进行冲击，金兵船破人亡，不计其数，严重挫伤了金兵的锐气。就在金兀术一筹莫展的时候，所虏人员中一个姓王的福建人深夜献媚：宋军“海舰”庞然大物也，其行动不便，风小时更不利于航行，等风小时，可用火箭射烧宋船蓬帆，宋军无法追赶。兀术认为次计甚妙，采纳了此人奸计，得以渡江逃往江北。
八百多年过去了，沧海变桑田，当年的古战场早已硝烟散尽，黄天荡遗址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他的《读史方舆纪要》中说：“黄天荡一带大江阔四十里，中间有太子洲，其余港汉村落限隔横错。”距黄天荡之役时间更近一些的宋末元初史学家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广注》中说：“大江过昇州（南京）界，浸以深广，自老鹳嘴渡白沙，横阔三十余里，俗称黄天荡。”
据民间传说，金兀术兵困黄天荡，开挖老鹳河故道时，因金兵系用兵器挖掘，故称此河为“刀枪河”。此河在解放后整治水利时，被加宽延长，成为今流经句容宝华、下蜀两镇，至南京的龙潭、栖霞，全长约三十公里。河里行船，岸上走人，所以称“便民河”。现太平村以东为大道河，以西为便民河，为下蜀、宝华两镇之主要排灌河道。
从龙潭到栖霞山这一地段，有部分旧属句容，故至今龙潭附近的宝华镇一带，仍流传着不少关于“金兀术兵败黄天荡”、“梁红玉击鼓抗金兵”之类的民间传说。在今天宝华镇境内的长江之滨有青龙和黄龙二山，黄龙山上有“擂鼓台”，相传为当年梁红玉为南宋将士擂鼓助威之处；青龙山的山腰上有口“娘娘井”为梁红玉屯兵汲水之处。宝华山凤坛村有个叫后留干的自然村，据说，这个村上的先民原为金兀术的溃兵，后来隐姓埋名，在此落户，把“金”字下面的一横去掉，改姓“余”，故该村的村民姓余的比较多。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古战场早已硝烟散尽，如今的刀枪河虽是物去人非，但永远散不尽的是句容人民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明太祖朱元璋寻根到句容。在句容盛传一首民谣：“句容蛮，句容蛮，提到句容就胆寒，小小的神仙张邋遢，大大的状元李春芳，阴间皇帝朱洪武，阳间皇帝张祠山。”民谣提及的“朱洪武”即为朱元璋，我们根据长期民间和历史调查认为，朱元璋的祖籍就在句容。
元、明、清时，句容通德乡朱家巷，是句容市华阳镇戴家边村附近的小自然村，据说这里就是朱元璋的祖籍所在地。
《二十五史》和吴晗的《朱元璋传》上都认为朱元璋的祖籍在句容，南京阅江楼关于明代帝王介绍，也说朱元璋的祖籍在句容。
有历史记载：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率师驻兵太平，“为念先考君曾世为朱巷人，家族俱存，平日每有乡土之念，即访求故乡宗族之所”，于是调兵取句容。1356年朱元璋攻克应天府（南京），句容朱家巷父兄昆弟40余人奔至应天，朱元璋才第一次与故乡朱氏族人叙长幼之礼，行亲睦之道。
1363年，朱元璋遵从旧典，到句容朱家巷“袛谒先垄，焚香告祭”，并立石句容，名《朱氏世德之碑》。在其自撰的碑文中，朱元璋称“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乡。”根据碑文记载，朱元璋五世祖朱仲八、高祖朱百六、曾祖朱四九3代，生死都在句容，他们的墓也都在朱家巷。
一位多年研究明清历史的吴姓作家告诉记者，元初，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被列为淘金户，“金非土产，市于他方”，由于赔纳不起，索性丢弃了房屋田产，元至元26年（1289年）带着12岁的大儿子朱五一和8岁的小儿子朱五四（朱元璋的父亲），迁到了泗州盱眙垦荒，置田置产。
因为朱元璋的祖籍在句容，曾祖父以上几代均安葬在句容朱家巷，所以在他的祖籍地石狮镇流传了许多关于他的传说。石狮的周贤老人向记者介绍，朱元璋母亲活着的时候，就常对朱元璋说：“咱们家的祖籍在句容朱家巷。”等他做皇帝后，就带着大臣来句容朱家巷寻找祖坟。他们走到一个山岗上，只见一座坟又高又大，便行参拜之礼，随从当即就在山岗上立了座石碑，上刻“皇墓岗”，时间长了，人们把这个地方喊白了，就变成了“王墓岗”。到现在为止，句容还有王墓岗的地名。
事实上，明洪武17年（1384年），朱元璋下令在盱眙杨家墩营建明祖陵，以祭德祖、懿祖，而句容碑墓俱停。明洪武初年以前，句容因是朱元璋祖乡所在而颇受重视，但自从明祖陵建成后，句容便开始遭到冷落。
事隔约150年后，明嘉靖年间，句容作为明太祖祖籍一事被再次提起，受到重视。我们翻阅了清乾隆《句容县志》，发现明嘉靖11年（1532年），时任江西巡抚都御史的句容人王袆上书嘉靖皇帝，说句容乃皇上祖籍，其事载于圣祖碑文中，希望能得到加封。于是嘉靖皇帝便命南京礼部侍郎崔铣、巡抚都御史夏邦谟、巡按御史刘良卿、提学御史冯天御前往句容实地考察。考察人员到了句容通德乡，当时的朱家巷已是一片遗址，遍地荆棘，并无石碑。于是4位官员向嘉靖皇帝汇报了勘察结果，嘉靖皇帝说道“既无实迹，且罢”。
虽然朱家巷从明中期开始就已是一片废墟，但句容的文物工作者还是找到了一些遗迹，3月8日，我们来到句容市博物馆，发现至今还保存着一块明代早期的汉白玉石刻，上面雕有两条龙纹，用料精美，刻功细腻，确系明代皇家所有。
华阳书院成为江宁府乡试考棚之一。华阳书院，原名正心书院，由明代句容籍状元、礼部尚书李春芳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创建，旧址在句容市二中的中部，东首是李春芳的家祠旧址。李春芳撰写并手书《华阳书院碑记》，碑的首句是“句容为龙兴之地”，意为朱元璋祖籍在句容。万历四十年（1612年）书院扩大规模，内设阅卷所、大堂、考棚等。从明万历二十三年到清雍正十年（1732年），岁科两考，各府诸生，均会集于此考试，后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清同治四年（1865年），知县周光斗集资购民房一所，前后五进，约三十余间，改为书院。同治八年（1869年），开始授课；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聘请了安徽桐派文人张绍堂来书院讲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秋天，在华阳书院创办了句容官立第一高等小学堂，《江苏书院志》有载。
现存三进，前进为平房，二、三进为两层楼房，分别为仪门、学堂、冰监堂，1995年公布为句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在征得省文物局同意后，以《续纂光绪句容县志》上的华阳书院图为依据，整体搬迁至葛仙湖公园。原有华阳书院建筑物撤下后，进行编号，按原样恢复到同治四年的原貌，仪门的彩绘也依原样修复。华阳书院由赵绪成题名，占地5870平方米，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作为句容市博物馆对外展出用房。
句容是太平天国时期天京保卫战的主战场。清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底，太平军在南京建都，号天京。清军在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与太平军对峙。清军与太平军争夺句容之战，长达11年，县境四乡百里范围内都是战场。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下江宁后，在句容境内的东阳、龙潭、仓头、下蜀、桥头五镇建立兵营，与清军的“江南大营”作战。咸丰四年（1854年）闰七月至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清军四次攻打镇江，与太平军在北五镇多次发生争夺战。
咸丰六年（1856年）五月二十五日，太平军石达开部第一次占领句容城，咸丰七年（1857年）六月二十三日，太平军在清军的连续攻击下，被迫撤出句容县城。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太平军李世贤部第二次占领句容城，直至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军和清军在句容城周边大战数十次，三月十二日，县城太平军弃城，退守宝埝、金坛，清军鲍廷部占领县城。
在11年里，太平军和清军激战在句容，你争我夺，曾国藩在给鲍廷的信中说“句容最为扼要”，说明句容在天京保卫战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一直是清军攻打天京的主战场。
句容飞机场成为抗战中南京的第一道屏障。早在全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国民党为了保护南京而在句容城北辟建一座战斗飞机。抗战初期，句容飞机场飞机凌空而上，居高临下，将日寇轰炸机击落数架。这一史料曾刊登在《中央日报》及有关报刊杂志。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军国主义日益暴露出的侵略野心，不得不有所戒备。“一、二八”事件以后，国民党政府为防御日寇自上海攻击南京，准备在句容设立军用机场。起初打算在句容东门桥外征用土地，因考虑到洪水季节句容河东门段往往泛滥成灾，淹没大片农田，所以改变计划，决定在句容北门外兴建机场。
1932年春开始筹建，地点在县城北郊、宁杭公路以北的石营乡（现在的镇江市农科所、省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及其周边），这里靠近公路和县城，在交通、住房及后勤给养方面均具备有利条件；西北部的赤岗西侧驻有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地面部队，而且句容城内崇明寺大圣塔的残体是一座现成的航标。在这里建战斗机场，对保卫南京领空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先是辟地数百亩，当时办理征用土地、迁徙乡民等工作有句容县一区和石营乡负责。由于形势紧迫，需要征用大片农田，牵涉的问题很多，国民党当局就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经办人员还有虚报冒领的情节。因此，引起当地许多民众的抗议和不满。
在平整土地时，挖出许多韩瓶（传说为宋韩世忠士兵所用的陶质水壶）；还挖出一座古墓，有棺有椁，殉葬品中还有宝剑。当年，由于任务重、时间紧迫，只完成初步的平整场地工程。由于面积狭小，不具备飞机起飞降落的要求，一度停工，致使这片土地杂草丛生，无人管理。1933年夏初的一天，有一架飞机飞临句容上空，发生故障迫降，停在飞机场的荒草丛中；时值傍晚，只有一名飞行员身配手枪，立在机身附近看守。后来经过检修，这架飞机又飞走了。
1933年下半年开始扩建，在开始所辟的机场之北，又辟一平方公里的飞机场；其范围包括现在的镇江市农科所、省六物、省农林学院等一大片区。其西南角建一幢飞机库（即现在镇江农科所围墙内的西南角）；同时在原机场上建筑了若干幢房屋 ，作为办公室及单身宿舍；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场长、飞行员、机械师的眷属均在句容城内租房栖身。场长是东北人，住句容县城东门内张姓宅。1934年建成，国民党空军第三队开始驻防于此。
1935年下半年，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率部调来南京中山门外休整，进驻句容。宋准备将师部设在飞机场内，遭到飞机场场长严词拒绝。宋负气率部开进飞机场，挖沟安设帐篷。飞机场场长急电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立即电斥宋希濂，限期退出，否则按军法从事。宋不得不服从命令，被迫迁到句容中山公园（原句容县委大院）。这只是机场使用过程中一段小风波而已。
1936年江苏省发起所谓“献机祝寿”运动，省内各界人民主要是大城市的厂商出于爱国热情，捐献了一个中队编制的九架飞机，在句容刚刚建成的飞机场举行了交接仪式。1936年秋，在飞机场的东南角（即现在的农林学院南大门口）临时搭台，江苏省六十一县都派来代表，会同句容各机关、学校和城乡居民万人聚集于飞机场举行“献机”大会，句容县中学生列队站在前排。上台训话的第一个是陈果夫，第二个是王伯龄；当时飞机场外公路旁停靠的车队长达1公里。
句容位于南京东大门，历史上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1934年在句容北门外建成的句容飞机场，作为南京大校场空军基地的预备机场，专供战斗机使用。当时，第三队有11架侦察轰炸机，李泯、杨鹤霄为正副队长。随着战事日愈逼近，国民党政府对其空军部队也进行了扩充和调整。1936年，第三队更名为第三大队，大队长为王星恆，下辖第七、第八、第十七中队，隶属空军驱逐司令部。按照同年10月30日制定的“空军飞行大队部编制”，第三大队部由下列人员组成：大队长、副大队长、参谋3人，机务长1人，军械长1人，通信员1人，摄影员1人，特务员2人，军需1人，书记1人，机械士5人，装配士3人，通信军士1人，通信兵4人，文书军士2人，军书军士1人，司号军士1人，传达军士1人，传达兵4人，公役5人，炊事兵3人，司书2人，汽车司机若干人。
尽管国民党政府曾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上百个军用飞机场，但因时间仓促、经费短缺，许多机场形同虚设，甚至毫无用处。而句容机场因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国内的飞机拥有量，仅次于南昌、南京、西安、广德，超过了广东、蚌埠、杭州笕桥、徐州、汉口、四川。当时国民党的战斗机总数仅为179架，而句容就占27架。驻句容的第七中队、第八中队、第十七中队分别拥有战斗机9架、7架、11架。这里的战斗机为美国制造，机名分别是霍克2、霍克3、波音281，最大时速分别是304、387、378公里，升限分别是8600、7750、7864米，航程分别是460、625、625公里，武器装备分别是2挺7、6mm机枪、2枚52公斤炸弹，2挺7、6mm机枪、2枚52公斤炸弹或1枚215公斤炸弹，2挺7、6mm机枪、2枚52公斤炸弹或1枚215公斤炸弹。
1937年8月13日晨，淞沪抗战爆发。下午2时，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在南京下达了《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其中限定第三大队的第八中队、第十七中队分别于14日黄昏前秘密到达句容机场，完成攻击的一切准备。
1937年8月15日，日军飞机经过句容上空轰炸南京，据日本《渡海轰炸南京》一文载：“1937年8月15日--那天，正值低气压，26架96式陆上攻击机从长崎县大村基地起飞，航程960公里，飞行4小时，抵南京上空，各机携带60公斤陆用炸弹12颗，分别向南京2个机场投掷。”1937年9月8日《中央日报》称：8月15日、16日在句容上空共击落侵华日机6架，其中，国军飞行员黄潘扬击落日军重型轰炸机2架，1架落于县城之西，1架落于县城之北；国军飞行员陈有维、黄居谷击落日军重型轰炸机1架，坠毁在天王寺附近；国军飞行员周庭芳在句容至南京间击落日军重型轰炸机1架；国军飞行员傅啸宇、陈瑞钿在句容地区上空各击落日军重型轰炸机1架。
据当年目睹者回忆，1937年8月15日早晨8时左右，日军飞机经句容上空，因浓雾弥漫，看不清句容机场，径直向南京飞去，在南京投弹轰炸后，返航途中重经句容上空。这时浓雾已散，天气晴朗，驻守在句容机场的空军第三大队机群早已升空，严阵以待。不多时，就发现日机从南京转回，守候在高空的中国飞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俯冲而下，驱散敌机机群，分头截击。敌机在仓惶中边战边逃。中国飞机紧紧盯住敌机尾侧，猛烈射击，约半个小时的空战，一架日机被击落在句容南门外兆文山下的稻田中，焚毁水稻2亩，有数名日军随机身烧毁，仅余残骸；只有一个日军山本大尉摔出机外，奄奄一息。以后又闻句容沦陷期间，曾有一名日本海军军官赴句寻找其弟（日军飞行员）的遗骸，其弟即为坠毁在兆文山下那架日机的机组人员，不知道是不是山本大尉。
1937年，驻句空军第三大队又参加了数次空战，战绩辉煌而壮烈。8月23日，第十七中队的7架波音281式战斗机在中队长黄潘扬率领下，从句容机场起飞，掩护第二十二中队轰炸从吴淞口登陆之敌，与敌机在吴淞口上空激战，少尉分队长秦家柱阵亡。9月19日，日本海军航空队2次出动战机77架次，袭击南京大校场机场、兵工厂、宪兵司令部与警备司令部。国民党空军从南京、句容机场共起飞21架飞机进行拦截，共击落敌机3架，损失飞机5架，第八中队的中尉分队长黄居谷、刘炽徽，第十七中队的少尉分队长刘兰清等不幸殉国。9月28日，中日空军在句容上空激战，参战的第五大队少尉飞行员傅啸宇牺牲。10月14日，日本海军第十三航空队派轰炸机袭击南京，第三大队战斗机自句容升空狙击，准尉见习员范涛、少尉飞行员张韬良阵亡。1937年12月南京失守，驻句空军第三大队不得不撤离句容，迁往河南商丘。
句容战斗飞机场是保卫南京领空的前哨阵地，在抗日战争初期，从这里起飞的机群，给予来犯敌机以致命的打击，这一段辉煌壮烈的战绩将永载史册。